董桥:新的灯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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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趁耶诞新年几天假期,检视不久之前初步编出来的一本新文集,准备寄给台北出版社付梓。

文集七十篇文章十来万字,一大半是我每个月给《明月》写的编者文章;这次重读,除了觉得六年岁月过得真快,也想到新的一年里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形势,更考虑到我个人的编辑工作和写读生活的前路。

我的新书名为《这一代的事》:那是去年我发表在月刊十月号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。

我很喜欢那篇文章,也很喜欢那个题目。

记得那天深夜写完书房窗外的冷雨一节,我仿佛回到父亲生前的书斋,心头尽是伤逝之情;写到卷起那半幅竹帘,学生时代的台南旧事一一重现,高兴了好久好久;写到送给列宁的礼物,书房里顿时飘起英国初秋午后的寒意,我依稀回到伦大那家学院的酒馆,三两师友又在酒边高谈政治了;收笔前写香港一段,我不禁想到我和我的家人的前程,满心愧作不能言传;脱稿的时候,脑中两岸政局的阴影挥之不去,我竟格外怀念台北那位忠诚的少将。

这些都是我这一代人的事:政治的围墙隔绝了历史的灯影,而知识的扁舟又载不动太多的伦理包袱。

在这样的扌于格之下,价值判断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。

我半辈子在几个传播机构出版单位做事,笔底描画过多少中外政界的微雨和风暴,对于个中是非黑白实在有点茫然了。

可是,一个从事编辑工作和过着写读生涯的人一旦没有理想、丧失信心,根本不可能提起勇气坐到书桌前迎接新的一天。

两百多年前,扬州八怪(www。

shaxinxi。

com)之一的金农看透城狐社鼠的社会,大可携灯画竹到天明,借用种竹体现积极的意识,通过画竹寄托高洁的情操,最后保全了传统读书人的完美形象。

两百多年后的今天,整个世界的节奏已经不太容许一个人隐居山林独善其身了:社会分工的趋势越走越远,脑力劳动者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也越来越大,金农思想只能作为人生失意时的精神慰藉,无补于现实事务的运作过程。

虽然如此,我的编辑室里还是长年挂着江兆申先生给我写的《种竹》诗,随时让我有个绿影照窗的精神别业。

现代人仍然有权缅怀这一点点情味。